荣赫鹏兵犯雪域

荣赫鹏（1863—1942，中文又译作荣赫司鹏、杨哈斯本），出生在英属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南侧，其父是英国驻印军队的高级将领，全家长期住在印度。荣赫鹏的舅舅沙奥是一位在印度经营茶园的英国富商，更是名噪一时的探险家，曾经在阿古柏窃据新疆时秘密潜入中国，在新疆见到了阿古柏，为阿古柏与英国人建立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受到家庭的影响，荣赫鹏兼有从父亲和舅舅而来的禀赋和受到他们的行为的影响，继承了他们的事业，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探险家。

1886年3月19日，年仅23岁的荣赫鹏请了长假，和英印政府邮政部的官员詹姆斯搭伴，从加尔格答出发，从还路日夜兼程赶到中国东北的口岸城市牛庄（今辽宁营口市），进行了一次从东到西横穿中国的旅行，这是欧洲人此前从未涉足的路线。28岁时，荣赫鹏已经成为英、俄在中亚和青藏高原竞争中的一名著名探险家了，曾因孤身穿越了此前欧洲人从未绘制过地图的广袤地区，获得了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1899年，荣赫鹏曾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班智达”的潜伏入藏计划，打算化装成土耳其商人，秘密潜入西藏，但是由于遭到了上级的坚决反对，荣赫鹏的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1896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为名，签订了《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终于实现了将西伯利亚铁路伸展至中国境内的宿愿，可以运用“铁路征服政策”，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把黑龙江、吉林等满蒙地区囊括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最终实现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野心。

1902年8月7日，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在得知沙俄正大规模向中国进行渗透之后，写信给伦敦方面。在信中，寇松告诉伦敦方面，戊戌变法失败后出逃居住在大吉岭的康有为曾专函告知英国在孟加拉的副总督，他从北京获得确切消息，清政府与沙俄之间签定了一项秘密协定。依据这项秘密协议，“沙俄帝国现在已接收了西藏并帮助太后”，“俄国人掌管着西藏所有的矿井，它能够修筑铁路等等”，“俄国人获准在西藏建立边界贸易站，修筑铁路，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摧毁西藏的寺院”。

四天之后，寇松收到了来自伦敦的电报，英国外交部收到了驻华公使馆提供的情报:“俄中银行已经事先筹划好在报界散布谣言。如果俄国答应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那么，中国在西藏的利益可以转注给俄国。”

在英国官方确定《中俄密约》签定的消息后不久，有关的消息立即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尤其是在与中国西藏毗邻的英属印度，立刻引起了一阵不安。加尔各答的一份报纸报导了《中俄密约》的条款内容。

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不断有各种有关《中俄密约》的后续情报传到了英印当局的耳朵里。受雇于中国亚东关税局的英国上尉兰德尔·帕尔从西藏地方官员的口中得到了有关《中俄密约》的一些消息，从同样担心沙俄侵略的尼泊尔政府方面，也传出了同样的消息。

一系列对英印当局不利的证据，使得寇松急于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藏了解拉萨方面的反应，“并把与西藏人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坚实适当的基础上”。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这种基础也可以建立在武力之上。

1903年5月，寇松和他手下出色的年轻军官弗朗西斯科·荣赫鹏在西姆拉会面。尽管这二人在当时的英属印度大地上早已是屹立于权力顶峰上的风云人物，但潜入西藏这一使命仍然属于最高机密。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副神秘诡异的场面:英属印度的总督和英国军官假装在一棵雪松下观看一场运动会，寇松压低声音、神秘地向荣赫鹏布置了他去西藏的秘密使命。

英国远征军的政治专员荣赫鹏在接到任命后给家人写信道:“我担负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行将前往西藏。寇松勋爵出于对我的高度信任，意欲派我带领一支足可以粉碎一切抵抗的军队前往拉萨。”

一个月之后，在锡金官员克怀特和藏语翻译奥康纳的陪同下，由荣赫鹏率领的一支由2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护卫队，化名“西藏边界委员会”，离开噶伦堡，动身前往中国西藏。

7月18日，荣赫鹏的这个使团抵达了岗巴宗，开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会谈。

但是，荣赫鹏的这次谈判几乎是一事无成，因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坚持如果要进行谈判，英国人就必须退到边界英国一方，否则拒绝谈判。双方就这样几乎是一言不发的对峙了几个月，最终，荣赫鹏妥协了，他的使团被召回了印度。

但是，荣赫鹏代表团的被召回，丝毫不代表寇松放弃了派人潜入拉萨的企图。就在荣赫鹏被召回的同时，另一支规模更大的代表团在寇松的运作之下秘密筹组起来。在寇松的规划中，这支所谓的“代表团”将率领一支规模更大的“护卫”部队直逼西藏，一直攻入距离拉萨还有一半路程的江孜古堡。

在给伦敦的申请报告中，寇松用这样的语言刺激着他在伦敦的同僚们傲慢的神经:一个英国的外交使团“在全世界面前被一个小小的国家冷冷地拒之门外，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个小国错把容忍当作软弱。”伦敦方面在接到寇松的报告后，马上回复:同意他的计划。但是，伦敦方面强调，使团不能越过江孜。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西藏人那里得到“补偿”。这个目标一旦达到，军队即应立即撤回。

伦敦方面的这个答复，让在印度的英国军官们感到莫衷一是。荣赫鹏后来就回忆说:“这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永远不会让人理解的电报”。因为，根据他的理解“得到补偿”，就是明目张胆地对西藏进行一场殖民战争，但以他和寇松在西藏问题上的理解，他们再次入藏的目的只不过是到江孜去“设法使边界线得以确定和承认，创造条件使贸易能够得以发展，确定出我们的官员和西藏官员之间的联络方式”。显然，伦敦方面所批准的“战争”方案，大大超过了他此前的理解。但是，谁又能证明，伦敦方面批准的计划，不是寇松递呈伦敦的那件申请书所要达到的真实意图呢？

尽管西藏地方政府、清朝中央政府和沙俄方面对于英国派遣“代表团”的企图都提出了抗议，但英国人对此却处之泰然，一面向沙俄大使针尖对麦芒的在西藏问题上大打口水仗，一面继续按部就班地做着“代表团”的组建工作。

在这支新组建的代表团中，只有荣赫鹏有英国政府官员的身份。为了提高他的等级，荣赫鹏被迅速提升为英军上校。由于荣赫鹏没有可以证明他才干的业绩，因而，他的这个军衔多少有些名不符实。再加上他又没有在英王陛下颁发的勋位，因而他这个上校在军人之中没有什么地位，很可能连他身边的普通军人都指挥不动。实际上，由于荣赫鹏的编制是在英印当局的政府部门里，他在西藏的身份是外交官，是无权指挥随行军人护卫队的。对“代表团”由1000多名士兵、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四门大炮组成的“护卫队”的指挥权，从始至终一直被牢牢地掌握在随行陆军准将麦克唐纳的手中。

在这两个人之中，地位高而军阶低的荣赫鹏是远征的负责人，而在远征军中军衔最高的麦克唐纳则指挥着护卫队，却不是这次远征的实际负责人。但寇松在派遣这二人率队出征之时，根本没有明确二人之间谁是远征的总负责人，结果就是他们二人都超越了自己的指挥权限，一度还吵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麦克唐纳根本就不是由寇松挑选的，而是被印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选中，而寇松本人又与基钦纳不合，还曾在私下发生过争执。这支从选派之初，就暗藏下了危机。

1903年12月12日，以一名高擎着英国国旗的骑兵为先导，荣赫鹏和他的“代表团”，气喘吁吁地穿过了高耸入云的则利拉山口，进入中国境内。跟在“代表团”后面的，是由10000名脚夫、7000头骤子和4000头牦牛、6峰骆驼组成的庞大的辎重队。这支庞大的队伍，是列强开始向西藏派遣形形色色的间谍、“传教士”和“代表团”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队伍。

因为空气稀薄、奇冷无比，士兵们的枪栓被冻住了。则利拉山口没有人把守，这着实人英国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则利拉山口的海拔是14000英尺，这个高度是英军历史上达到的最高高度，如果在这里作战，那毫无疑问，将是一场意志与毅力的考验。

这支庞大的队伍，从“像房子侧面一样”滑的陡坡上滑下，进入春丕河谷。由于自然条件限额，进入春丕之前，荣赫鹏的探险队损失了大量牲畜和马匹。更出乎英国人意料的是，他们在春丕遭到了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次抵抗。

在兰德尔·帕尔上尉的陪同下，春丕当地的藏军指挥官和当地中国官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英军的到来。藏军指挥官问荣赫鹏，如果亚东城门紧闭，那么英国人会怎么做呢？荣赫鹏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回答他，“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们将再次把大门炸开”。

到达春丕次日，英军十分小心地向亚东挺进。荣赫鹏和他的军官们发现，亚东城门大开。当地藏军的指挥官只发表了一番抗议讲话，随后，荣赫鹏骑着高头大马，从亚东城的大门招摇而过。

进入亚东城后，英军指挥官被请到了帕尔上尉的家里，与藏军军官共进午餐。荣赫鹏认为当地人丝毫没有抵抗他们的意思，于是放松了警惕，继续向春丕河谷深处进发。

此时，不管是荣赫鹏还是麦克唐纳准将，心中都想着一帆风顺地率军进入拉萨，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每向前走一步，就向着危险迈进一步。实际上，如果荣赫鹏等人在进藏之前仔细研读一下西藏近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与锡克人和廓尔喀人的两次战争中，藏军都是利用了诱敌深入之计，先麻痹敌手，引敌人进入藏军的埋伏圈，最后围而歼之。

在离亚东大约10英里的地方，英军兵为两路。由荣赫鹏率领大队人马进行了休整，而由麦克唐纳率领一支小部队，潜入帕里城进行侦察。

海拔15000英尺的帕里在英军驻扎地前方大约30英里的地方，根据英国人所掌握的情报，这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英军的那支小部队刺探回来的情报显示，在帕里城正有一支藏军枕戈待旦，准备迎敌。不仅如此，英国人的这支小部队还带来了帕里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的消息。

当英军逼近帕里之时，这座城市城墙坚固的城池一枪未放，便向麦克唐纳投降了。帕里的宗本（县长）还向英军保证，他们绝没有心怀不善的举动，更没有与他们交战的企图。麦克唐纳随即命令两个廓尔喀连队进驻帕里。

英军兵不血刃占领帕里，即以小部队占领了一座县城，使得麦克唐纳大喜过望。但当这位高傲的英国将军策马返回驻地之时，却遭到了荣赫鹏的迎头痛骂。荣赫鹏这个临时提升的上校，冲着眼前这位将军大发雷霆，说，英军武装夺取县城的行为与他们此番“和平使团”的使命是背道而驰，这个行动无疑是向西藏人表示，英国人是毫无诚信可言的。

如前所言，荣赫鹏在这次进藏之前，本来是一名英印政府的文官。而麦克唐纳则是一名职业军人，遇事习惯军人式的思维，没有荣赫鹏那种英国外交官传统的狡诈。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职业性格，在英军此次侵袭西藏的过程中还会有更大的冲突，我们暂且设伏于次，自有后文叙述。

对于他与麦克唐纳之间的不合，荣赫鹏在他日后出版的叙述此次入藏使命的回忆录《印度和西藏》中，以及英国官方出版的涉及这次远征的蓝皮书中，没有只言片语的透露。而后人之所以能够十分肯定地告诉读者荣赫鹏与麦克唐纳在远征西藏的过程中争吵不断，是因为荣赫鹏把这些无法与旁人倾诉的苦衷，全写在了他与远在英格兰的父亲之间的通信之中。我们在讲述荣赫鹏的身世时说过，他的父亲是一名退役的英印将军。的私人信件中见到这次和以后几次与麦克唐纳的争论。荣赫鹏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印度军队的将军，向来老将军看到儿子与一名现役英国将军之间的这番争吵，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接连越过了则利拉山口、亚东城和帕里宗三个障碍，英国人还没有正式开过一枪。但是，应该发生的终究还是要发生的。

在荣赫鹏的报告中，将与藏人开战的原因归罪在了从拉萨来的几个喇嘛身上。荣赫鹏认为，正是这些喇嘛的到来，才使得村民们不敢再与英国人打交道，特别不许他们卖食物或租牲畜给英国人。尤其是后面一点，无论是对麦克唐纳还是荣赫鹏，都是一个打击。因为在英国人庞大的辎重补给队伍里，在牛群中爆发了疫病，再加上在翻越则利拉山口时损失的牲畜，已经影响到了英军的正常补给。

圣诞节来临，英国人为了提高士气，从大吉岭远道买来了火鸡和葡萄酒。英国人的这个举动的确让远离家乡的士兵们暂时忘记了去国离家之苦，唯一失望的，是他们发现，这些香槟酒运到营区时，已经冻成了冰块，即使融化后已无法饮用了。

摆在英国人面前的下一个目标，是比帕里还要高出1000英尺的堆纳村。由于此时已入寒冬，气候更加恶劣。荣赫鹏打算在抵达江孜之前，在堆纳驻扎下来过冬。在翻越当拉山口之时，气温降到了零下50度。严寒把马克沁重机枪的枪栓和转动部分冻得紧紧的。为了防止影响战斗力，英军在过夜时，把重机枪拆开，将零件放进军官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睡袋里。

1904年1月8日，英国侵略军到达了堆纳村。英国人发现，堆纳村根本没人防守。由于村里的石头房子到处都是虱子，还充满了恶臭。所以英国人宁肯冒着青藏高原上夹带冰碴的刺骨寒风，也要住在帐篷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似的麦克唐纳惶恐万分，尤其是当他听荣赫鹏说打算在这里过冬之后，立即以军队缺乏燃料和食物为由，争吵着要求撤回春丕河谷。第二天早上，麦克唐纳再次来到荣赫鹏的帐篷里，告诉荣赫鹏，“他们只剩下七天的口粮了，他只有撤退，别无其它选择”。

荣赫鹏告诉麦克唐纳，他以前在帕米尔高原旅行时对青藏高原有充分的了解，他不仅能够在世界屋脊上找到燃料，还能找到作为充足的野味充饥。但麦克唐纳根本不听荣赫鹏的这一套，最后他们只好互相让步:荣赫鹏及其代表团人员在四个锡克人连队、英军诺福克军团马克沁机枪分遣队和一门大炮的保护下留在堆纳村，麦克唐纳自己和护卫队主力部队则转身再从当拉山口撤回春丕。

由于荣赫鹏和麦克唐纳这时都忙着对付自己营垒里的对手，没有对堆纳村附近的情况进行严密的侦察，对藏军正在堆纳附近大规模集结一事引起充分的重视。尤其是麦克唐纳将军在荣赫鹏的和他的代表团即将面对藏军进攻时提出全面撤退的要求，不仅被指责为有失军人职责、卑鄙胆小的行径，而且后来还在下级军官中得了了“逃跑的麦克唐纳”的绰号。而荣赫鹏不仅没有意识到他即将面对的危险，而且对终于摆脱掉了麦克唐纳而暗中庆幸。

在荣赫鹏的带领的护卫队中，有许多士兵和辅助人员出生在印度的热带平原。这些人根本无法忍受青藏高原冬季的严寒。在荣赫鹏独自驻守堆纳村的三个月时间里，至少有11人由于肺炎而病倒，通讯先遣队的青年军官因严重冻伤而截肢，后又因护理不善而去。许多士兵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失了战斗力，第八廓尔喀支队里有70人患了雪盲症。

就在荣赫鹏与麦克唐纳兵分两路，各自安营扎寨之时，大批藏兵也在距离堆纳村10英里远的古鲁村驻扎下来。荣赫鹏在得知西藏地方政府的部队在附近驻扎之后，主动提出前去拜访，在遭到藏军方面的拒绝之后，荣赫鹏决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与藏军进行接触。但每当荣赫鹏试探着与到英军工事前散步的西藏官员谈话时，得到总是同样的答复:“回到锡金边界去，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会进行谈判”。

在堆纳等待过冬期间，漫漫无期的等待似的年轻的荣赫鹏突发奇想，大步流星地走到藏军的总部，要求面见他们的指挥官。寇松曾经当众向人夸耀，说荣赫鹏“完全”了解亚洲人。也许就是基于这种直觉，荣赫鹏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擅自行动。

荣赫鹏带着他的藏语翻译奥康纳和另一名正在学习藏语的年轻军官，骑着马镇静地走进藏军的营地。他们要求藏军的士兵带他们去见他们的指挥官。当这队英国军官出现在藏军指挥官的帐篷前时，多少有些吃惊的藏军指挥官与他们握手，还主动请他们在蒲团上就座。尽管巧舌如璜的荣赫鹏极力想说服藏军军官，盼他们网开一面，放他们前往江孜，但他最后得到的还是那句老话:只有英军明确告知从西藏撤出的日期，藏军才会让从现在的阵地撤出。

这次会谈之后，荣赫鹏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除了拉萨以外的任何地方进行谈判，都是没有用的。随即，荣赫鹏下达了向江孜进军的命令。荣赫鹏的想法是以武力为后盾，打开与西藏当局进行谈判的局面。从这时起，荣赫鹏至少在一点上与麦克唐纳准将取得了公识:以武力进军西藏。

由于麦克唐纳在行军打仗时过于谨慎，总要重武器与他同行，因而辎重、保障部队过于臃肿。所以，在得到了与荣赫鹏部队迅速集结的命令之后，他的部队直到1904年3月31日，才与荣赫鹏的部队汇合。一支杀气腾腾的部队在世界屋脊上重新集结起来，在世界屋脊上磨刀霍霍地展开了。

从谍报人员的口中，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得到了眼前这支藏军部队的详细情报。尽管英国人并不确定驻扎在古鲁村的这1500名藏军是否要向他们开战，但是，英国人的杀心已定。

在英军向古鲁村行军的过程中，藏军曾先后两次派使者前来，对英军恩威并施，但对没有动摇荣赫鹏的杀心。荣赫鹏告诉藏军使者，如果藏军的军官不到他这里来，那么，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到他们那里去！

在距离古鲁村还有3英里时，藏军已在一片开阔地上匆匆筑起了一道200多米长的防卫工事。就在从拉萨派来的藏军将领前来与荣赫鹏进行最后一次谈判之时，麦克唐纳暗自下了命令，派英军从两翼迂回，占领了阵地侧翼的制高点。

而此时，在两军阵前的荣赫鹏则再次喋喋不休的提醒藏军将领:他的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希望能与拉萨进行谈判，他们现在己失掉了所有的耐心。让他的使团停止不前是绝无可能的，当然就更不用说在他们抵达江致、与最高级当局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前返回去。除此之外，如果西藏将军在15分钟之内不把军队从英国军队前进的路上调开，那么，麦克唐纳的军队将用武力做到这一点。

看来，一场惨烈的战斗至此已不可避免。

十五分钟过去了。

藏军士兵仍然坚守在工事后，没有人退缩。

麦克唐纳下达了开火令。

在这个战场上，虽然藏军的人数是英国和印度士兵的两倍，但他们拥有的各种火力还不足英印军队的百分之一。

按照麦克唐纳的计划，英印军队在藏军的两翼逐渐收缩包抄。麦克唐纳将他的马克沁重机枪和锡克步兵团增援部队派去包围西藏人的右侧，廓尔喀兵团偷偷地迂回到藏军的左侧。骑兵部队在马克沁机枪后面，在藏军背后600码的地方完成了合围。在藏军的正面，英军的轻型火炮一字排开，瞄准了藏军的阵地，同时，英军的正面部队还负责压制藏军火力，为英军突击队清扫前进阵地的任务。

这场战争，是英军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场战斗。麦克唐纳给他的锡克兵团突击队下达了最严格的命令:除非西藏人首先开火，任何人不准开火。与此同时，藏军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此时，这个战场是虽然一片寂静，但空气中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正午时分，麦克唐纳的各支分谴部队已按照预定计划到达了各自的阵地。而藏军则根本没有察觉英印军队的战略意图，全然不知自己已陷入英印军队绝对优势的火力包围之中。

英军的锡克族印度士兵突击队已推进到了藏军先锋部队的石头胸墙工事之前。英军与藏军对举起了武器，双方的距离只在咫尺之间，而这个距离，也就是战场上每个人生与死的距离。

《泰晤士报》特邀记者兰登后来回忆:“西藏人的主力已手足无措，但是他们并不屈服。这些可怜的人完全不理解整个的事态，但是没有人给他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他们想到在数量上他们所具有的强大优势。他们当然不明白我们是占有优势的。”

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寻找刚才与他们在阵前答话的那个藏军将领。使他们惊诧万分的是，那员藏军战将已被锡克兵团包围，阴郁地盘腿坐在锡克士兵中间的地上。奥康纳再次前去劝降，但藏族将军并不理睬他，继续端坐在那里。

麦克唐纳下令驱散被围困的藏军。印度士兵听懂了这项命令隐含的意思，开始抢夺藏军手中的火绳枪。

对于军人而言，在战场上被敌人缴械无异于奇耻大辱。眼间英军开始疯狂的抢夺自己士兵的武器，藏军将领突然从地上跳起，蹿上马背，大声地命令士兵开始抵抗！随后，他催动坐骑，向身后的大部队跑去，想与他的人马会合。一名印度士兵一跃而起，抓住了他的缰绳。藏族将军抽出左轮手枪，一枪打在了印度人的下巴上。

与此同时，藏军的大部队从后面跑过来接应先锋部队。早已埋伏在阵地两侧的廓尔喀兵团及锡克兵团从侧翼用重武器向藏军射击。这个位置对于正面冲锋的藏军而言，就是大屠杀！

马克沁重机是世界上第一种以火药燃气为能源的机枪，是英籍美国人马克沁发明的。这种机枪利用枪管短后坐自动原理，是枪械发展史上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这种机枪的理论射速约为600发/分，枪身重量27.2千克，后人称为马克沁重机枪。机构制造完成后，马克沁本想秘密地进行射击试验，却不料走漏了风声，英国剑桥公爵殿下闻风赶到小作坊参观，而皇室一动，举市跟随，大批名流要人接踵而至。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克沁机枪的肘节机构像人的肘关节一样快速灵活地运动，子弹飓风般呼啸扫射。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从此，马克沁和他的机枪名扬世界。

马克沁机枪一诞生，立即在战场上显示出卓越的性能。1893年，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50名英军步兵使用4挺马克沁机枪，击退了5000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结果战场上留下了3000具尸体。1895年，在阿富汗奇特拉尔战役和苏丹战役中，英军使用的马克沁机枪也使进攻的敌人死伤累累。1898年，苏丹的恩图曼之战，2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被英国侵略军屠杀，估计有15000人倒在马克沁机枪的阵地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中，1916年7月1日，英军向德军发起戟，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进行猛烈持续的射击，英军一天之中伤亡了近6万人……

杀伤力很强的马克沁重机枪从侧面的扫射，使得藏军死伤惨重。四分钟之后，约700名藏军牺牲在高原之上。有著作这样描写这场战斗:“这是一个既令人恐怖又让人感动的情景。中世纪的军队在二十世纪残酷的兵器火力面前溃败了”。

一名在麦克唐纳手下服役的少尉后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场面，我对屠杀感到厌恶。尽管将军下令要尽量扩大战果，但是我还是停止了射击。”奥康纳虽然没有参加屠杀，但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因为必须这样做”。

虽然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打击，但藏军并没有如英军预料的那样溃败，而是“低着头慢慢地从战场上走掉”。藏军撤离战场时的从容，反使得英印军队心里发虚。目睹眼前这副血淋淋的场景，麦克唐纳非但没有停止大屠杀，反而动用了火炮，对正在撤离战场的藏军继续进行远距离轰击。战场上的这副场景在潜移默化之见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马克沁机枪部队指挥官哈多中尉在家信中写道:“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射击那些走着离开的人了”。

稍适休息之后，荣赫鹏向古鲁以北大约60英里的江孜城继续挺进。

英国人本以为，古鲁一战的胜利，会使藏军意志崩溃，从此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雪域圣城拉萨了。但是，英国人马上发现，西藏人民并没有因为古鲁之败失去斗志。相反，大批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农牧民和喇嘛增援到了江孜。西藏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令侵略者震撼。

更令英国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双方火力相差悬殊，但藏军将领并不缺乏战术素养。在这短短的几十英里距离之内，英军不断遭到藏军战术意识明确的迟滞性进攻。

4月11日，英国人终于见到了他们代表团公开宣布的目的地:江孜城。

虽然我们在前面的不止一次提到过江孜这个名字，但只有到了此时，这座城市才成为了我们的焦点。古城江孜城座落在年楚河上游一个岩石护堤上，高出地面几百英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江孜是西藏南部一个强大的宗，距日喀则市90公里，是一座历史悠久、名胜集中的历史名城，以出产地毯而闻名。吐蕃王朝（公元7-9世纪）灭亡后，群雄割据，江孜一带为法王白阔赞盘据。江孜原来称之为“杰卡尔孜”，简称“杰孜”，逐渐变音为“江孜”。元朝时在江孜修建了白居寺，各方信徒云集，又位于交通要冲，工商业繁荣，遂形成西藏历史上的第三大城镇。江孜的帕拉家族是旧西藏有名的贵族世家，曾先后有五人担任过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

麦克唐纳认为，江孜城缺乏饮水供应，因而决定不进占江孜古堡，而是占领了一英里外的一座古堡，插上了英国国旗。

此时，真正着急的是英国人。荣赫鹏虽然挟古鲁之战胜利的余威，打算借此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丧权辱国的特权要求。但在英国人表明趾高气扬的嘴脸，掩盖的却是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虽然江孜的生活条件比堆纳村舒适得多，但经过近一年的行军与作战，英国人的补给运输线也被他们自己拉长了。这条补给线不仅穿越世界屋脊的崇山峻岭，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而且随时面临各族人民的袭击，随时有可能被切断。

在与荣赫鹏商议之后，麦克唐纳再次率领大部队返回春丕河谷。这样一方面保障了补给线的畅通，另一方面也减轻了物资运输的压力。

从江孜撤退之前，麦克唐纳派人示威一般炸开了江孜宗的大门。

几周之后，江孜城内外谣言四起。这些谣言机关来源不同，但归纳起来无外乎就是两条:一是拉萨方面根本不打算与荣赫鹏进行谈判，二是拉萨方面已经开始忙着集结军队，准备把荣赫鹏和他的代表团用武力驱逐出境。

很快，有一支骑兵部队出现在了江孜。随后，又有情报说，在从拉萨到江孜的大路上，更大规模的部队正在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留在江孜协助指挥卫队的布兰德上校赞同荣赫鹏的观点:在藏军大规模增援部队对荣赫鹏使团的安全构成威胁之前，必须先发制人，将其迅速击溃。而此时，已经没有时间调麦克唐纳前来增援，布兰德带着他的士兵，强占江孜与拉萨之间道路的战略要地、海拔16000英尺的卡拉山口。

当布兰德到达卡拉山口时，发现有大约3000名藏军驻守于此。藏军在山口处筑起了一道六英尺高的石头护墙，将山口拦腰截断。在马克沁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布兰德命令廓尔喀兵团和锡克兵团的士兵向藏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面对火力占绝对优势的侵略者，藏兵坚守石头地堡，战死400余人。地堡即将失陷之时，藏军战士从大约500英尺高的地方奋身跳下。

就在布兰德带着重火力和英军留在江孜的大部分部队进攻卡拉山口之时，大约800名藏军向荣赫鹏的营地发动了进攻。荣赫鹏十分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劫，在暴风雪中与布兰德会合了。尽管荣赫鹏逃出了性命，他的护卫队损失也不算大，但他们在江孜的容身之地已被藏军占领。布兰德没有足够的兵力重夺古堡，只好等待着麦克唐纳及主力部队的返回。

就在这时，从电报中传来了一条消息。伦敦方面已经出决定:如果西藏人在一个月之内不在江孜与荣赫鹏进行谈判的话，那么，荣赫鹏的使团就可以向拉萨进军，直接与清政府的驻藏大臣进行交涉。

得到这个消息后，荣赫鹏向在江孜驻守的藏族将领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到6月25日西藏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的人还没有抵达江孜的话，那么，英国人就将向拉萨继续推进。

在最后通牒期限满期前一天，麦克唐纳带着他的部队和从印度派来增援部队，抵达了江孜。这支从印度增援的部队与荣赫鹏和麦克唐纳以前带领的部队有所不同，因为这支部队以白人为主，战斗力更强。

7月5日，麦克唐纳开始了进攻江孜古堡的计划。他先命令几个步兵连清扫江孜城堡外围的工事，把守卫的战士们赶进城堡。第二天凌晨四点，真正的猛攻从城堡的东南部开始的。英军经过仔细的测算，用大炮把江孜城的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英军轰开的这个缺口，地点是经过慎重选择的。英军从这个豁口鱼贯而入，直接占领江孜城的交通要道。让英国人喜出望外的是，这次炮轰江孜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一枚流弹击中了江孜的火药库。

在约翰·格兰特中尉的率领下，英印军队中的廓尔喀士兵人跑到了英国人前面。与荣赫鹏在一起的翻译奥康纳上尉在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英军对江孜古堡的强攻。从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我们见到了百年前藏族战士们奋勇抵抗侵略者的情景:“巨大建筑物上的每一个枪眼，每一块石头都好象喷着火和烟，石头从斜坡上推下砸在进攻者的身上。很显然，任何人想达到城墙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小小的人影继续挣扎前进。我们不时地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倒下来，躺着一动不动，或从斜坡上滑下来，渐渐地，指挥官抵达了缺口，然后另一个”。

占领江孜城后，英军用五天的时间强渡雅鲁藏布江。8月1日，英军前锋骑兵团指挥官奥特利少校在距离拉萨仅12英里的地方，见到了雪域圣城拉萨。

后来“混”进拉萨的一位外国学者，曾经听到过一个很有西藏特色的神话，说的是:英国人的印度总督和一大批英国人围绕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间，奇迹发生了:达赖喇嘛伸开双手，在场的人们看到达赖喇嘛的双手之上托起了两座神山，一是布达拉山及其上面那座亘古不朽的高大宫殿，另一手托的是雀日上及其上面的学校。一时间，在场所有的英国人都跪倒在地、匍匐于达赖喇嘛的双脚之下，祈求神的保护。随后，便有一道奏折奏到英王手中，使得英国国王也由此对达赖喇嘛肃然起敬，请求达赖为其王国之主，请求在英国遭遇外敌入侵时，用其神力给予支持。于是，达赖喇嘛和蔼可亲的允诺，万一英国处于危险之际，定派去雪域神兵相救……

8月2日，荣赫鹏也看到了拉萨。他与奥康纳骑在马上，突然，美丽的拉萨展现在他们面前。他在马鞍上转过身去，对奥康纳喊了一句:“喂，奥康纳，终于到了”。

现在，荣赫鹏代表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头脑中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达赖在哪里？我们在有关沙俄刺探西藏的章节中曾经说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德尔智的挟持下，在7月28日逃离了拉萨，远遁外蒙古库伦避难。

荣赫鹏进藏之前，曾经消息研究过河口慧海通过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交来的提供的情报，认为在拉萨四处布满了俄国间谍。但是，英国人搜遍了整个拉萨，既没有找到沙俄军队的兵工厂，又没有来自圣彼得堡的顾问，更没有找到秘密条约存在的迹象。传说中的“兵工厂”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小作坊，制造着极为原始的火器。由于与日本人的东北亚的争夺日益激烈，沙俄方面对英国入侵拉萨本没有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

让荣赫鹏另一个意外的是，英军进入拉萨之时，清政府的驻藏大臣竟然敢冒险前来会见荣赫鹏。驻藏大臣为荣赫鹏是代表团带来的羊肉和其他肉食。此人后来把“犒劳”英军的开支加倍报到北京。当清廷中央得知他与入侵者称兄道弟时，就撤消了他的职务。

由于没有预先料到的达赖喇嘛逃离拉萨，这让荣赫鹏在拉萨进退两难:他既没有对手进行谈判，又没有人愿意向他出卖达赖一行人的行踪。英国人在拉萨四处寻找愿意告密的人，终于多少得到了一些情报。十三世达赖喇嘛外逃之前，把他的封印留给了摄政。但并没有授权他与英国人进行谈判，也没有授权给任何人可以代表他讲话。

根据伦敦方面的要求，荣赫鹏只有在与西藏最高当局进行谈判之后，才能从世界屋脊上撤军。当他万分尴尬无奈的在拉萨散步之时，来自伦敦和大吉岭的电报雪片一般传来，对他施展着无形的压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伦敦方面也日益觉得，这支在拉萨无理驻扎的侵略军，也如一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奥康纳几年后也写道:“一旦条约签定，内阁的主要愿望是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想方设法装出一副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的样子”。

随着青藏高原上严冬的日益逼近，麦克唐纳又像往常一样出来添乱。他向荣赫鹏提出，最迟到9月15日，军队必须要撤离拉萨，以免士兵被冻死。往来于拉萨与大吉岭之间繁忙的电报不仅传递着荣赫鹏毫无希望的消息，也传递着麦克唐纳的悲观情绪。有好奇的藏人问英国人这条神奇的线是干什么用的。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一旦谈判结束，这条电线会告诉远征队返回印度。善良的当地人于是劝英国人千万不要切断这条极其重要的通讯线路。三十多年以后，当有英国官员访问拉萨时，这条电报线依然完好无损。

就在代表团的其他英国人在拉萨无聊的观光之时，荣赫鹏却在一丝不苟地与留守的西藏地方官员们打着口水仗。

西藏地方官员不厌其烦地告诉荣赫鹏，他的军队必须撤离拉萨。荣赫鹏让麦克唐纳把大炮对准布达拉宫，迫使留守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与他签订了《拉萨条约》（亦称《英藏条约》）。当时设立在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是中国一个地方政权机构，本没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但荣赫鹏置国际法惯例于不顾，硬是强逼着拉萨方面与其签订了这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拉萨条约》中，西藏方面“承认”了英国人以几百年来以武力制造的锡金与中国之间边界；还同意在江孜及甘托克开放两个新的商埠，每个商埠都有一名常驻英国商务代办；拆除江孜和印度边界之间所有的炮台、要塞，保证往来新的商埠之路畅通无阻。此外，还要支付750万银卢比，作为作为荣赫鹏远征西藏的军费和赔款。在赔款全部支付完之前，英军继续驻扎在春丕。

条约谈判之时，拉萨方面曾经坚持要英国对侵略西藏过程中造成当地官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但在英军野战炮的威逼之下，最终放弃了赔偿要求。

我们在前面说过，荣赫鹏这次入藏，主要为了冲抵沙俄对西藏日益严重的势力渗透。所以，在《拉萨条约》中，有这样一项侵略嘴脸暴露无疑的条款:非经英国人允许，西藏不得与外国势力打交道（中国除外）。

侵入拉萨七周之后，英军在1904年9月23日骑马离开拉萨。

离开拉萨之前，荣赫鹏独自骑马来到群山中，享受他能支配的时间，最后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色。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他后来回忆说，当他在那个依然是秋天的傍晚，转身去看这座圣城时，“在最后的时刻，我槟弃了我的一切情感”。

荣赫鹏和麦克唐纳都获得了二等高级爵士，但这，只是英属印度帝国中最低的爵位。

哈勒:为希特勒寻找世界轴心

2006年1月7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06分（北京时间次日6点06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网站上闪过了这样一条信息:畅销书《西藏七年》作者哈勒逝世。

这条消息说:“驻名奥地利登山探险家，也是有关西藏历史的畅销书《西藏七年》作者的哈勒已经去世，终年93岁。二战期间，哈勒从印度逃脱英国军队的拘押，前往西藏，认识了达赖喇嘛。1953年，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了题为《在西藏七年》的畅销书。这本书后来被译成48种文字，并被拍成好莱坞电影。哈勒首次出名是在1938年，当时他所属的登山队征服了艾格尔峰的北坡。”

这个哈勒，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本《西藏七年》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事情还要从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的一篇报道说起。

2004年6月16日，俄罗斯的《事实与论据》周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希特勒的西藏计划》的文章，披露了一段尘封了60多年的秘密。

这篇文章说:不久前，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政府宣布，纳粹第三帝国部分档案只有到2044年才能解密。希特勒一手创建的纳粹德国曾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公元2044年将是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饮弹自尽的第100个年头。历史学家们要想获知纳粹德国的最高机密，还要苦苦等上几十个年头。不仅如此，即使是已经部分解密的有关纳粹德国的部分高度保密的档案，甚至到目前为止也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无法以完整的面貌视人。这其中，就包括以纳粹“冲锋队”成员海因里希·哈勒为首的5名党卫军分子西藏秘密探险的相关档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纳粹探险队深入西藏时所拍摄的摄影胶片在德国某地被发现。根据德国官方的说法，这些胶片又在1945年秋天科隆城的大火中被意外焚毁了。坊间曾有传言说，德国人在胶片中拍摄到了“香巴拉”的入口，以及他们寻找到的“世界轴心”的图像。

让我们先把时间上溯到事情发生的1941年12月。此时的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损失人马50万人、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随后，以鲍罗斯将军为首的百万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了被动。面对这一连串的坏消息，希特勒和他将军们眉头紧锁，一筹莫展。

与此同时，纳粹党卫队最高负责人希姆莱也在苦苦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希姆莱思考的“救国”方法十分特殊。他一方面组织起一帮江湖术士，通过在大西洋地图上悬挂吊锤的荒唐办法，来寻找盟军舰队；另一方面，他又想到了欧洲古老神话里那个在遥远的东方隐藏着“地球轴心”的神秘洞穴——“香巴拉”。

在欧洲古老的传说系统中，有一个是关于“亚特兰蒂斯”（亦称“大西洲”）的。据说，在远古时期曾有一片名叫“亚特兰蒂斯”的大陆。这块大陆无比富有，在上面生活着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这片神秘大陆，有史可查的最早记录见诸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著作《对话录》。在《对话录》中，柏拉图写道:在大约12000年前，在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赫喀琉斯的砥柱海峡”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岛，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行的物体”，这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传说中，创建亚特兰蒂斯王国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赛冬。在一个小岛上，有位父母双亡的少女，波赛冬娶了这位少女并生了五对双胞胎，于是波赛冬将整座岛划分为十个区，分别让给十个儿子来统治，并以长子为最高统治者。因为这个长子叫做“亚特拉斯”（Atlas），因此称该国为“亚特兰蒂斯”王国。

根据欧洲人时代相传的传说，“亚特兰蒂斯”的国力强盛，势力曾发展到非洲大陆。除了“亚特兰蒂斯王国”本岛物产丰富外，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地中海国家的贡品也不断。在大陆中央的卫城中，有献给波赛冬和其妻的庙宇及祭祀波赛冬的神殿，这个神殿内部以金、银、黄铜和象牙装饰着。亚特兰蒂斯的海岸设有造船厂，船坞内挤满着三段桨的军舰，码头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和商人。

当时亚特兰蒂斯正要与雅典展开一场大战，没想到亚特兰蒂斯却突然遭遇到地震和水灾，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没入海底，成为希腊人海路远行的阻碍。

虽然创建国家的十位国王都很英明，各自的国家也都很富强。但不幸的是，后世子孙出现了腐化堕落的现象。众神之首宙斯为惩罚人们的堕落，引发地震和洪水。一时间，山崩地裂，亚特兰蒂斯王国一天一夜中没入海底。

欧洲人还传说，灾难降临之时，曾有一些亚特兰蒂斯人在神明的暗中襄助下乘船逃离国土，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后来在中亚创建了灿烂的文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还向西北和南方迁移，成了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

“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扑朔迷离、真假难辩，千百年来，人们只是将其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话柄而已。但是，纳粹的“专家”们却信誓旦旦地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曾经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德意志民族便是那些从中亚流落到欧洲的“神族”后裔！只是由于雅利安人在两千多年的漂泊中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而希姆莱对这个神话更是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了雅利安人是神的后裔，那么，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具有超常能力的、所向无敌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为了寻访传说中那些先祖的遗民，希姆莱在1938年派遣了以博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尔格为首的“德意志党卫军塞弗尔考察队”潜入西藏.

“塞弗尔考察队”的组成人员五花八门，除了恩斯特·塞弗尔和布鲁诺·贝尔格外，还有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根据人们后来发现的这支纳粹探险队拍摄的纪录片《西藏秘密》显示，他们在西藏不仅受到了不明真相的当地领主的盛情款待，而且，“任务”完成得也十分出色。在影片中，贝尔格用专门的一起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采集到的藏族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纳粹分子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了保留数据，纳粹探险队员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进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这次考察中，队员们从当地人口中意外得知，在青藏高原腹地某处，有一个名叫“香巴拉”的洞穴。在那个神秘的洞穴里，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如果谁能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种生物场的保护，做到“刀枪不入”，并能够任意控制时间和事件的变化……

1939年8月，塞弗尔考察队完成任务，回到了德国。塞弗尔考察队的归来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塞弗尔考察队的“考察”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以示嘉奖。1943年1月，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以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学院——斯文·赫定学院。经希姆莱的推荐，塞弗尔被任命为这个学院的首任院长。与塞弗尔同行的贝尔格也被希姆莱超擢提拔为党卫军的高级军官。

“香巴拉”的传说还“告诉”纳粹，地球轴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根本无法靠近。也正因为如此，“香巴拉”在神话中才被认为是控制全世界的中心。谁接触过它，谁就不仅能成为时间的主人，还将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获得生物保护场。还有传说说，“香巴拉”的能量可以使人永生不死。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在他的计划中，甚至还包括在找到传说中的世界轴心后，向西藏空投几千名空降兵，以组建一支不可战胜的“不死军团”！

1942年11月28日，希姆莱紧急拜见了希特勒。在与希特勒的6小时密谈中，希姆莱递上了一份长达200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展转流传，在1990年被首次公开。后世的学者从这些半个世纪之前的只言片语中发现，希姆莱向他的主子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啼笑皆非、异想天开的建议——派遣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和学者组成的特工小组前往西藏，去寻找传说中的秘密洞穴“香巴拉”，在那里找到掌握世界命运的轴心。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主义者，希姆莱顽固地坚信，如果把世界轴心倒转到相反的方向，就可以使时光倒流，让纳粹德国回到不可一世的1939年，还可以改正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从而唤回纳粹失去的胜利！

在希姆莱的建议中，还附有一张地图，在上面“清楚地”标明了“香巴拉”的大概位置。这张图是纳粹派遣的特谴队在1938年第一次进入西藏探险时绘制的。英国历史学家维克托·普劳德富特曾经披露: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在对已是残垣断壁的德国帝国总理府大厦进行检查时，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名被打死的西藏喇嘛的尸体。这具神秘的尸体，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什么……

在这些档案资料被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希姆莱“西藏计划”还只沉浸在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之中。许多人压根儿就不相信:在科学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会有人做出希望借助颠倒世界轴心使时间倒流的事儿来！其实，作出这些判断的人所依据的逻辑是毫无问题的，导致他们不相信此事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忘记了，作出这些事的人并不是有着现代科学头脑的正常人，而是一些被纳粹歇斯底里冲昏了头脑的疯子！

希特勒骗取德国政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依照纳粹的种族理论，人类每700年便要“进化”一次。人类这种“进化”的最终目的，是将雅利安人这样的“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在纳粹语境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一切白种人，更多的时候则单指日耳曼人。

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党卫军组建之时，希姆莱明确规定:只招收那些身高在5英尺9英寸（1英尺=0.3米，约合公制1.8米）以上、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参加。在选拔党卫军军官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候选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血统纯正，其家族自1750年以来从未与其他任何种族通婚。

为了印证元首的种族理论，希姆莱于1935年按照纳粹教义组建了“祖先遗产学会”。这个打着学术招牌的组织人员组成污七八糟，包括了医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甚至江湖术士和精神病患者，还都被冠以各色“专家”头衔。这些人每天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希特勒的纳粹种族理论出发，对人种、血统、古代宗教、古代遗址、神话传说等进行“考察研究”，再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证明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在战争期间，其功能还扩充到了对犹太人进行活体实验，通过占卜、占星等手段指导德军的军事行动。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个部门的庞大机构。

实际上，不仅是满脑袋纳粹幻想的希特勒、希姆莱相信那些骗钱的鬼话。曾有材料显示，在美苏冷战之时，美国国防部曾经专门设立了一个极为机密的部门。时人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部门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成天只有一些目光诡异的男男女女出入这扇大门，美国国防部每年还把大把的经费砸向这里，进行极为保密的特殊“研究工作”。直至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才知道了这扇背后的秘密:这个机构的“研究人员”的真正身份是一些在别的地方已经骗不到钱的巫婆和巫师，这个机构最重要的“研究器材”是一个大水晶球，这些“研究人员”每日所从事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盯住这只大水晶球，由此判断苏联洲际导弹的行踪！

1943年1月，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希姆莱的纳粹探险队从德国出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亡命之旅。

也许有读者会问，作为纳粹德国的最高机密行动，为什么会选定这个奥地利人哈勒为领队？

在历史上，这德、奥两国本为同根而生的一个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后来的德国和奥地利在内的广大“德意志地区”在19世纪之前长期处于诸侯割据的状况。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以奥地利等七个有权力选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国（时称“选帝侯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奥地利国王长期占据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拿破仑的压力之下，德意志帝国西方和南方的16个小邦组成莱茵同盟，脱离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宣告解体。1806年8月6日，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摘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奥地利成为一个独立于德意志之外的民族国家。其实，在当时许多德意志人和奥地利人心目中，这两个国家仍旧被认同为一个国家。即使是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元首”的希特勒本人，也是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德国人”。

1923年11月8日，初出茅庐的希特勒率领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徒，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但却因此一举爆得巨名。“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虽然希特勒及其一干手下被丢进了监狱。蹲监狱期间，希特勒向同监室的难兄难弟们信口胡言，却被一有心人一一记录，流入社会，这就是那本著名的《我的奋斗》。这本逻辑混乱、充满胡言乱语的著作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上下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居然成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畅销书。待出狱之时，曾经流浪维也纳街头的希特勒已然成了德国人心中的“救世主”。

1933年1月30日，这个20世纪最沉痛的日子，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德国各政治力量的矛盾，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1934年8月2日，时任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即将总统与总理的职务集于一身，掌握了德国党政军大权，德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德意志第三帝国”开始了。

希特勒独掌大权后，立即着手进行对外扩张，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收回萨尔区、重占莱茵兰、与意大利结成同盟、强夺捷克斯洛伐克、建立齐格菲防线、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条约等。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武装占领了希特勒的祖国——奥地利。

其实，早在1933年，纳粹德国的间谍就在奥地利活动。1934年7月，纳粹在暗中策动维也纳法西斯分子叛乱，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1936年7月11日，德国威胁出兵强占奥地利，与之签订了《德奥协定》，要奥地利保证在外交政策中将始终按照承认自己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并在秘密条款中规定让德、奥法西斯党徒参加奥政府机构。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迫使奥总理许士尼格答应德国以下要求:特赦以政治犯名义囚禁的全部纳粹党员，任命奥地利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内务部长兼保安部长，掌握警察权。3月12日，纳粹党徒大肆宣扬“奥地利政府被共产党暴徒包围”，伪造了奥地利政府恳请德国出兵镇压骚乱的“紧急请求”，随之，德国军队长驱直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次日，希特勒到维也纳，签署了德奥合并的法律，奥国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东方省。

其实，还在希特勒蠢蠢欲动之初，西方各国本来有机会将这一把世界拖入地狱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机会。

1934年，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在墨索里尼的怂恿下，摧毁了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也摧毁了奥地利的民主共和制度。1935年，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时，墨索里尼又成功地迫使国际联盟摊牌，表明了他们在法西斯国家侵略时的软弱态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8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中国全部沿海要地之时，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公然侵略，根本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而正在忙于国内“新政”建设的罗斯福政府也在无意间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无暇顾及欧洲及远东事务。整个西方世界的声望降到了谷底。

在对待希特勒的问题上，西方各国犯了两个大错误:他们错在没有估计到一个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会凭着不足的赌本就下很高赌注的赌徒，二是错估了希特勒手下能臣沙赫特的经济才能，正是这个沙赫特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发挥出了几乎全部的能量，为纳粹德国已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加满了油。

其实，直到纳粹最为猖狂的1939年，希特勒还没有为一场长时间的战争做充足的准备；即使到了1940年，德国军队在除了地面指挥外没有任何方面能够赶得上法国。希特勒兵发奥地利之日，西方各国仍旧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当时的希特勒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但还是发出命令:驻扎地靠近奥地利的德军要做好3月12日越过边界的准备。当天晚8时，赛斯-英夸特在纳粹的支持下就任奥地利总理。9时10分，赛斯-英夸特发出电报，请求德国援助。但希特勒根本没有等到他的呼吁，在当晚8时45分就下达了入侵奥地利的命令。德军进入奥地利的整个过程一直受到了奥地利居民的夹道欢迎。德军在入侵过程之前根本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德军的车辆有70%在路上抛锚。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英法等国发出态度强硬的表示，奥地利也不会这么迅速的灭亡。

3月12日上午，希特勒也进入了奥地利。他自己被这种激昂的情绪所感染，当走上林茨市政厅阳台发表讲话时，出乎意料的宣布:把奥地利并入德国。4月10日，99.08%获得全民通过。

由于德奥合并，更准确的说是德奥合并的方法和结果的顺利，使希特勒在走向大战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可能有读者觉得我们的这段论述偏开我们的主题太远了。其实，我们想借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说明的是:在那个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可言的世界里，对待与他们同属一个文明区域中的奥地利尚且如此，何况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呢？

纳粹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德奥登山界十分流行，奥地利当时的纳粹分子大都出自登山界；哈勒所参加的“德意志-奥地利登山协会”就是一个带有明显纳粹印记的组织。曾是职业登山运动员的哈勒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铁杆纳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纳粹德国的铁蹄踏入奥地利之日，“奥地利登山队员”哈勒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德国登山队员”哈勒。

在自己的纳粹背景被揭露后，1997年6月30日，哈勒曾找到著名的纳粹问题专家西蒙·威森塔尔，声称并不是“他走近了党，而是党靠近了他”。闻听哈勒这些欲盖弥彰的谎言，明晓其底细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莱恩霍尔德·麦丝纳尔不禁拍案而起，不禁怒斥道:“哈勒绝不能简单地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随大流者，因为至少是在1933年没有任何人强迫某人加入一个纳粹组织！”

1997年5月，奥地利记者格拉尔德·莱纳尔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长达80页的记载着哈勒在纳粹侵占奥地利时代所作所为的档案史料。随即，德国的《明星》周刊记者又在柏林的联邦档案馆内找到了哈勒纳粹背景的档案材料。该档案材料显示，在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前许久，哈勒就已与1933年10月效力于当时在奥地利还属于非法组织的纳粹冲锋队。

1938年德奥合并后，哈勒积极向纳粹党组织靠拢，加入了党卫军。希特勒是在3月15日宣布“德奥合并”的，哈勒在4月1日就加入了纳粹党卫军第38部队（编号73896），而且还担任了中队长。同年5月1日，哈勒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终于得以满足——他加入了德国纳粹党，成为了一名纳粹党员，党员号码为6307081。在一次瑞士举行的登山比赛中，哈勒一举夺冠。由于哈勒此举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优秀品质”，因而受到了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哈勒从此成为了纳粹政治宣传的舆论机器，不仅被纳粹党卫军聘请为体能教练，就连结婚做新郎倌时都风风光光地穿了一身党卫队的军官制服。

1938年7月，哈勒与几名德国人从北坡登上了位于瑞士境内的艾格尔峰后，受到了奥地利同乡希特勒的亲自召见，并合影留念。这以后，哈勒成了“纳粹高层集团的宠儿”。尽管哈勒在日后把攀登艾格尔峰轻描淡写地说成了“完全是出于兴趣，绝非为取悦纳粹，获希特勒欣赏”，试图洗刷自己为纳粹卖身效力的罪行，但德国《明星》周刊的记者还是找到了记录哈勒当年在受到“元首”异常激动的文字:“我能见到元首，并能和他谈话，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奖赏。我们爬上了艾格尔北坡，越过顶峰，到达了元首那儿”。

希特勒对哈勒此举十分器重，特别命令他训练纳粹的精锐部队，而这些精锐部队正是后来“贯彻执行元首最终解决方案（指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部队。1938年12月，哈勒与一名“纯雅利安人”妇女结婚。而批准这位

根据奥地利《新闻》周刊的文章披露，哈勒的探险队前往西藏探险，除为验证希姆莱的所谓有一支“纯雅利安人”落户于西藏的纳粹种族理论外，还负有考察以西藏为基地，袭击驻印英军的战略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抢占印度，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曾打着“解放印度人民”的幌子，以“自由印度”等组织为名，扶植印度人的傀儡势力，借以打击英国、谋取在印度战略利益。因此，虽然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但哈勒前往印度时肩负战略侦察任务的推测，也是极有可能的。

由于英国派驻西藏的官员理查德森对纳粹在西藏的探险的情报不理不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使得哈勒等人顺利潜入西藏。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楚哈勒和他的探险小组在西藏都去过什么地方；甚至有传说称他们找到了“地球轴心”，但由于不知道怎样操纵它，最终没有得逞。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哈勒的几个同伴去向如何，我们只知道，到战争结束时，哈勒的探险小组中只剩下了他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两人。

曾有传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纳粹探险队深入西藏时所拍摄的摄影胶片在德国某地被发现。根据德国官方的说法，这些胶片又在1945年秋天科隆城的大火中被意外焚毁了。但坊间始终传说，德国人在胶片中拍摄到了“香巴拉”的入口，以及他们寻找到的“世界轴心”的图像……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披露，哈勒等人探险西藏的旅程并不顺利。1943年5月，他们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在几次越狱失败后，哈勒等人总算成功逃出战俘营。开始，他们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元首的“使命”，去寻找那传说中的“地球轴心”。

哈勒在印度被关押期间的表现，再次说明他是个忠实的纳粹分子。1943年11月1日，战时同盟国美、苏、英三国外长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宣布“重建奥地利国家，承认奥国是纳粹德国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号召奥地利人自我解放、反抗纳粹德国。《莫斯科宣言》一经公布，逃亡到英国和其他盟国控制区的奥地利人纷纷成立反纳粹的流亡抵抗组织，公开与纳粹党徒和希特勒决裂。与此同时，英国也加快了对战争中被俘的奥地利战俘的甄别，只有拒绝接受《莫斯科宣言》的死硬纳粹分子才继续被视作战俘。而哈勒则恰恰属于不予释放的死硬纳粹分子之列。

《莫斯科宣言》发表半年之后，1944年4月29日，哈勒和他的同伙第五次越狱成功。这天，哈勒和奥夫施奈特经过一番精心准备，穿上偷来的英军制服，头戴钢盔，手里还煞有介事地拎着一根文明棍，装出一副英国军官的派头，率领5名用油彩将脸部抹成深棕色、头上缠上印度头巾扛着梯子、拎着电线，假扮成当地的电网修理工同伙，口袋里揣着早已准备好的逃生地图，大摇大摆地溜出了英国军营。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出了集中营大门。逃出一段路程后，他们躲进路边的灌木丛，脱下伪装后，随后分头夺路而逃，溜之大吉。

曾有资料表明，哈勒在被关押期间曾承认想投靠与纳粹共同发动世界大战的盟友日本。既然有这样，那么对于哈勒潜入西藏的原因，就存在一种解释，即:通过西藏逃入日军占领区。

经过了一场“胜利大逃亡”式的惊天行动之后，哈勒等人越过险峻寒冷的喜马拉雅山脉，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餐露宿，经过一年多的风餐露宿，终于在1945年5月17日终于进入了中国西藏境内来到了神秘的“世外桃源”——中国西藏。而在5月4日，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与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在总理府地堡中双双饮弹身亡。他们的尸体被副官扔进炮弹坑、浇上汽油，与罪恶的纳粹帝国一起，化作飞灰，尸骨无存。

我们不清楚哈勒是在何时何地知道纳粹德国和他的主子希特勒的死讯的，但我们可以设想的是，得知此讯的哈勒，定然如同一条丧家之犬，在世界屋脊上惶惶不可终日。

1946年（一说1948年），哈勒逃到拉萨，并接近了达赖，成为当时年仅11岁的十四世达赖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国民政府后来遣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于1940年在拉萨为丹增嘉措举行坐床典礼，是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年仅16岁的达赖开始亲政，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由于缺乏更为详实的资料，我们不知道哈勒是如何到达的拉萨，更不知道他是如何骗取噶厦和他的新主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有人说，在青藏高原流亡的那几年里，从英国人手里逃出来的哈勒冒充是德国推销员，在青藏高原上招摇过世。不管他在这一阶段究竟干了些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雪域高原的这一段经历，使得哈勒回到欧洲后身价倍增。这也是哈勒后来成为战后西方一些人推崇的明星的重要原因。

在拉萨期间，哈勒究竟教了达赖些什么，我们从哈勒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什么具体的内容。唯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哈勒在回忆录《西藏七年》中不厌其烦地吹嘘达赖少年期间的“学习天赋”。

一次，哈勒为达赖放映日本投降的记录片，但由于哈勒的“放映机太慢、太笨拙了”，少年达赖“不耐烦地推开我，抄起影片，让我看看他是个比我娴熟多了的放映师。据他说，他整个冬天都忙着学操作机器，他甚至拆装过一台放映机。”在随后的篇幅中，哈勒不禁惊叹:“他在技术性事物上的才华令我相当惊讶。一个十四岁男孩，未读英文说明书而能在无任何协助的情形下，拆装一台放映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呀。”在回忆录中，哈勒还不忘营造一种师生之间和谐相处的情景:“我们一起坐在放映室内，从墙上的窥视孔看电影，他对所看、所听见的一切均感兴趣非常，常忘形地大拍我的手，无比雀跃。”

文字之外，仿佛这位恩师成了少年达赖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

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人开始介入西藏事务。此时的哈勒，又力图扮演达赖与美国人之间联络人，在世界屋脊上上蹿下跳。关于美国人渗透潜入西藏、干涉西藏事务的内容，我们在后面还要设专门章节叙述，因此内容与哈勒和纳粹德国在西藏的活动没有更深的关系，所以不在本节中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哈勒仓皇逃往印度。再次亡命之时，哈勒随身带上了一大堆档案，但在印度被英国人没收。1952年，哈勒回到了祖国奥地利。回到奥地利后，哈勒刻意隐瞒自己的纳粹历史，自称已“被非纳粹化”。

回国后的哈勒一度重操旧业，干起了登山运动。后来又被邀请前往世界各地演讲，向世人讲述那段胜利大逃亡的传奇经历，为他赢得了滚滚财源。1953年，哈勒应邀前往伦敦皇家节日厅演讲，没想到听众席里竟然坐着当年他在印度战俘营的司令官威廉姆斯上校！威廉姆斯当时不失幽默地走到麦克风前对哈勒说:“作为你当年所关押的印度集中营里的司令官，我不得不责怪你的那场胜利大逃亡。可是今天晚上，我却宁愿付费听听你到底是如何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的。”

哈勒深知:如果在奥地利长期居住，自己的纳粹底细早晚就会暴露。于是，在回国的当年，哈勒就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而且一住多年，并在这期间撰写出版了回忆录《西藏七年》。


在《西藏七年》中，哈勒编造一些所谓的“见闻”，把自己打扮成最了解西藏的“权威”和勇于探险的“英雄”，但只字不提他受希姆莱之命秘密寻找“地球轴心”，以及他纳粹分子的真实身份。《西藏七年》一书自1952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发行量达500多万册。

编造《西藏七年》，使得哈勒再次光环缭绕，成了他后来“发迹”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本书出版之初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直到多年后被好莱坞三星电影公司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著名影星布拉德·皮特主演，哈勒的名字才突然间被人们记起。这部影片在美国和世界一些国家上映之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出于推动所谓“西藏热”的需要，这部以哈勒为主人公的影片不仅严重歪曲了历史，而且通篇刻意美化达赖，抬高哈勒。某些不明就里，或别有用心的西方传媒更是大肆借机鼓噪，将哈勒捧为“英雄”、“人权卫士”、“西藏的最佳大使”……

而达赖最初并不承认他与哈勒的关系，甚至说他对哈勒没有什么印象。达赖的冷漠态度令哈勒非常失望。为了拉住达赖，哈勒到处宣扬他与达赖的师生情谊，终于迫使达赖承认了与他的“师生之谊”。哈勒由此依靠达赖“藏传佛教领袖”的身份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而达赖则倚重哈勒在奥地利找到了落脚点。

隐居期间，哈勒盗用当年纳粹探险队在西藏拍摄的照片，举办了个人展览，还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西藏风景集。在哈勒老家霍腾贝格的“海因里希·哈勒博物馆”里，还有不少来路不明的展品。据说，这些展品都是德国探险队“在1939年前收集的”。

在为纳粹效命的历史被揭露前，就有人对哈勒可能具有纳粹背景有过种种猜疑，均遭到哈勒的否认。但是，在战后的德国、乃至整个世界，有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和记者，致力于揭露当年纳粹党和纳粹分子的罪行，以历史的良心还原其本貌。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奥地利前总统的瓦尔德海姆，也是被研究人员揭露了年轻时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的经历，而丧失了政治生命的。

就在哈勒被吹捧为“超级明星”的时候，有研究者获得了当年希姆莱秘密报告的部分内容时。层层光环描绘之中的哈勒却对此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当年那些“英雄壮举”。直至去世之时，哈勒也没有承认过他当年是被希特勒和希姆莱派往西藏的。

虽然对于加入纳粹党的事实已无法抵赖，但哈勒仍然妄图隐瞒自己为纳粹效命的经历，谎称自己与纳粹西藏探险使命无关，不认识纳粹德国探险队的任何人，试图以此证明自己与纳粹党毫无干系。1997年，哈勒在接受奥地利《侧面》周刊记者莱纳尔的采访时，说:“你问我的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这没什么，既然你作为记者发现了这些事，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但是，“我也有一些可以炫耀的东西。”直至该探险队队员布鲁诺·贝格尔出面指认，他与哈勒早就是好友，哈勒才又变得哑口无言。

哈勒的纳粹背景被揭露之时，正值电影《西藏七年》出笼在即、宣传攻势初起的紧要关头。哈勒的纳粹背景曝光后，远在印度的达赖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面对此情此景，达赖一方面赶紧与制片商及导演密谋对策，另一方面又极力为哈勒进行辩解，并设法转移舆论视线。在影片中扮演哈勒的好莱坞明星布莱德·皮特获知哈勒的纳粹背景后，为自己的演艺前途考虑，曾一度宣称打算罢演。闻听此语，心急如焚的哈勒赶紧让他的律师找到制片公司和导演等人，要求对该片内容“略加修改”，不仅淡化了片中的政治因素，而且平白地加入了哈勒与“反感”纳粹并与其“划清界限”等镜头，以求使此片起死回生。

经过哈勒和达赖的多次密谋和联手干预，影片《西藏七年》虽然遇到一些阻力，最终还是在1997年出笼面世了。为掩人耳目，已是人人喊打的哈勒依旧硬着头皮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电影首映式，但达赖为避免自己与哈勒的纳粹背景产生什么联系，没有出席影片在奥地利的首映式。

在《西藏七年》一书中，哈勒被西藏野蛮封建农奴制度极力美化，对年幼的达赖也极尽吹捧之能事。书中的西藏，被刻画为被中国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侵略霸占的所谓“独立国家”，而年仅十多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被哈勒描画成了酷爱和平、不惧强敌、既有神秘和宗教哲理色彩、又具有儿童时期普通人一般纯真无邪的圣人。而在改编为影片之后，观众们又被哈勒强行带上了“有色眼镜”，被迫按照哈勒的片面认识，“如临其境”地了解当时的“史实”，被迫相信西藏原本就是所谓的“独立国”、相信当年根不识世事的达赖就是美化人格的代表。

英国侵略军指挥官荣赫鹏

抵抗英军的藏兵

英军炮击江孜

英国侵略军入城

寻找“雅利安人的祖先”:恩斯特·沙夫博士是1938到1939年德国西藏特遣队的领导

外交礼仪:沙夫甚至成功地说服达赖喇嘛的摄政代表，在柏林和拉萨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纳粹探险家海因里希.哈勒(右)在拉萨与西藏地方官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