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立明

“目的不在于胜诉与否，而是引起日本政府对历史的重视。”这是“成都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原诉人的基调。6月15日，“成都大轰炸”受害老人吴及义在东京地方法院痛陈日军的罪行，令日政府代理律师“无言以对”，法庭上“一片沉寂”。中方无疑将获得道义上的胜利。

但这远远不够。十年民间对日索赔之路，鲜有真正获得过司法胜利。就连“国内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和为“细菌战”四处奔波的王选，也未能如愿。在技术层面上，日方紧握两个“法宝”—“国家无答责”和“除斥期间”。所谓“国家无答责”，为国家不因国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除斥期间”是指诉讼时效问题，只要过去了二十年，诉讼权利就消失了。这是包括吴及义在内的民间索赔者难以越过的技术门槛。此外，如何负担巨额经费、历史见证者的逝世、历史证据的收集，是民间诉讼团体的三大现实困境。

基于这种考虑，屡战屡败的民间索赔者改变了作战方案，将“控诉战”变成了“宣传战”。如“成都轰炸案”开审前，吴及义奔赴东京社会文化会馆等地，向在此聚会的日本百姓讲述真相；在开审日，又有几位老人在法院前的樱花大街上用喇叭宣传日军侵华的历史。

假设中国地方政府进行配合，民间索赔是否会有胜算呢？在2003年“8·4毒气案”后，齐齐哈尔市政府挺身而出，将日本政府送上了被告席。尽管二审被驳回，但也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日本民间造成的反响是个人诉讼难以比拟的。“我们政府部门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向日本政府索赔，我们政府部门出面来当原告，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当年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官员的表态，极大鼓舞了对日索赔者。

然而，更多地方政府选择了不作为。比如这次“成都轰炸案”，从立案到开审已有1年，在报纸上却从未见到成都市相关部门的影子。王选也提到，她有一次想向浙江省某市级单位求助，得到却是“你们民间打官司，关政府什么事”的答复。地方政府成为“甩手掌柜”的原因之一，是理解偏差。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日本战争赔偿，就是政府层面上对日赔偿的终结。事实上，那只是“国家政府”层面上的赔偿，作为地方政府、团体、个人等，依旧有向日索赔的权利。

假设相关单位能加入控诉，民间索赔者便有了资金，有专业人才，有了技术团队，有了底气。如果战术得当，巧妙绕过“国家无答责”和“除斥期间”等障碍，比如不告国家转告军工企业、寻找“未过期”的切入点（如遗留的细菌武器等），获得司法胜利则指日可待。若全国每个省市都能派出特别小组认真处理民间索赔事宜，中国将能为日本民众上一堂深刻的历史教育课。